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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佛寺建筑变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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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9-11-15 10:27:26   阅读次数:

  • 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以文殊菩萨道场所在地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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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经营之下,佛寺建筑兴盛。现存唐代建筑两处,金代建筑三处,元代建筑两处及大量明清建筑。与其他佛教名山不同的是,在五台山,青庙与黄庙并存,是汉、蒙、藏人民共同的佛教圣地。这种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它给五台山带来了哪些影响?  初创与发展  五台山是文殊信仰之地。文殊信仰兴起于北魏华严学盛行的时期,《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说:“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这个“清凉山”,并非地理学意义的实际山名,到北魏之时,尚属模糊概念,从印度到中国都未被指实。但富于求实精神的中国人,对印度传来的佛菩萨信仰,总要有意无意地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借某种因缘安置在可望可求,可以相通的地方。而五台山本身气候清凉,景象诡奇,山川形胜,颇具神秘气氛,足可当“清凉山”无疑。当华严学者虔诚地想象 “清凉山”文殊道场具体景象时,很容易把眼前的五台山当作“清凉山”。由此《华严经》中的“清凉山”一变而为现实的五台山,五台山也因有《华严经》为据而成为真实的佛国。信仰变为真实,因真实而更可信;真实变为信仰,由信仰而增魅力。五台山文殊信仰由此形成。  北魏时期的五台山佛教处于草创阶段。其时,寺庙并不多,规模亦不大。大孚图寺只有“东西二堂”,佛光寺仅有“佛堂三间,僧室十余间”。这与《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北魏都城洛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的兴盛景象是无法相比的。据史籍记载,“时魏境有寺三万所,僧尼二百万人。”仅有佛堂数间的五台山寺庙,在北魏佛教界显然不占重要地位。  五台山文殊信仰在北齐得到发展。唐代慧祥的《古清凉传》记载:“爰及北齐高氏,深宏象教,宇内塔寺,将四十千。此中伽蓝,数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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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又割八州之税以供山众衣药之资焉。”其规模可见一斑,然而北周武帝灭佛,五台山寺庙毁灭殆尽。  废墟之中的五台山佛教在下一个朝代——隋代得到复兴。隋文帝刚即位的581年,便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寺一所,设文殊像。  鼎盛期  唐朝历代帝王,除武宗外,都积极支持五台山的佛教事业。唐太宗认为五台山为 “文殊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切宜祗畏”。其后,高宗、武后、代宗、宪宗等13位皇帝也都 “倾仰灵山,留神圣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顶。中使香药,不断岁时”。  隋唐时期相继形成的各宗派高僧大德,纷纷来五台山经营,形成各宗共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局面。而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不空和澄观。不空是唐代密宗大师,而文殊在密宗所尊奉的诸菩萨中,占显要地位。因此,不空晚年致力于传播文殊信仰以推行密宗。其中包括在五台山建金阁寺,以五台山为文殊信仰的基地,奏请在全国各寺院食堂中供文殊,在全国各著名寺院建文殊院。大历六年,唐代宗制许天下诸寺食堂中置文殊菩萨为上座,并敕天下佛寺置文殊院,以行政手段确立了密宗的地位。这道敕令对我国佛寺建筑的发展有相当影响,文殊、普贤、天王诸阁的建立,从此视为常制。  不空从组织上推动了文殊信仰,华严宗四祖澄观则为五台山文殊信仰做了理论上的论证。在他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诸菩萨住处品》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论述:“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这段论述把密宗信仰和中国传统信仰巧妙地糅合起来,既能为佛教界悦服,又能为世俗所接受;既满足了浅层信仰的直觉要求,又可引发深层的哲理探索,因而成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经典论述。有了这两位高僧理论和组织上的推动,五台山的文殊信仰空前高涨,遂使五台山成了中国佛教“首府”,佛教发展臻于鼎盛。敦煌61窟的五代壁画 “五台山图”就反映了鼎盛时期的五台山景象。  对于当时的盛况,日本“入唐八家”之一的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有记载,并对当时五台山的标志性建筑——金阁寺进行了描述:“阁九间,三层,高百余尺,壁檐椽柱,无处不画,内外庄严、尽世珍异。然独出树林之表。白云自在下而,阁层超然而高显。”当时五台山最大的寺院大华寺包括塔院寺、显通寺和菩萨顶等多处寺院。其他寺院也规模宏大,俗传共有“大寺三百六,兰若无其数”。然而一场会昌法难,全国所有佛寺均遭劫难,五台山也未能幸免。后虽经重建,至今只留下了一座偏僻小庙南禅寺和重建于大中十年 (公元856年)的佛光寺东大殿。正是这仅存的两座寺庙,使我们还能一睹唐代木构建筑的风姿。  五台山佛教的再次兴起  经过会昌法难和五代后周世宗灭佛事件后,五台山寺庙“十残八九”,僧侣逃亡殆尽。赵宋王朝为了加强统治,对佛教加以适当保护。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正月,下诏“重修五台十寺。十寺者,真容、华严、寿宁、兴国、竹林、金阁、法华、秘密、灵境、大贤。”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又“特赐内库钱一万贯再加修葺”。朝廷的重视很快使五台山的寺庙恢复到72座。可惜的是,北宋修建的寺院已荡然无存。  南宋正式创立 “五山十刹”制度以后,佛教在南方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位于北方金朝统治区的五台山的地位相应有所下降。但金朝统治者为了利用佛教怀柔汉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遂尊崇佛教,优礼五台山文殊道场,新建和修葺了多处寺院。五台山现存的金代建筑有佛光寺文殊殿、延庆寺大雄宝殿及岩山寺菩萨殿。  元明清时期,五台山佛教再次兴盛,这是喇嘛教传入五台山的结果。元世祖忽必烈帝师、喇嘛教萨迦派(俗称花教)第五代祖师八思巴曾在五台山居住一年,听受了全套密法及疏释,还听受了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写下《文殊菩萨名义赞》、《花朵之蔓》等著作,又用千金铸玛哈噶拉像,供奉在五台山。这使得五台山对喇嘛教信徒很有吸引力,而要扩大喇嘛教在内地的势力,五台山无疑也是极好的基地。喇嘛教高僧胆巴经八思巴推荐谒见忽必烈,被封为“金刚上师”,授命进驻五台山,主持寿宁寺。这是五台山有喇嘛教之始。在元代诸帝的支持下,五台山兴建了众多藏传佛教的寺院,保存到现代的元代建筑有塔院寺的大白塔和广济寺大雄宝殿。这些喇嘛教寺庙改变了五台山自古以来汉传佛教的独一无二的地位。  明代,为了怀柔蒙、藏,按照明太祖制定的“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的政策,明代诸帝都大力扶植喇嘛教。当时,喇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兴起,其祖师是宗喀巴。蒙、藏人民相信宗喀巴是文殊化身,《宗喀巴大师传》说:“宗喀巴大师转生在五台山,以班智达(学者)的形象出现。上午对许多学经弟子说法,下午对许多持金刚师讲说密法。”由此,五台山成为黄教圣地之一,蒙、藏人民朝拜者不断,寺庙的数量总计达到104所。  成为最重要的佛教圣地  汉传佛教方面,随着佛教的世俗化,作为宋元禅林中心的五山十刹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是佛教四大名山信仰的兴起。其中,又以五台山地位最高,有 “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的比喻。明代所任命的五台山僧官称为 “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寺”。可见、汉僧寺(青庙)与番僧寺(黄庙)并存的基本格局,在明代已经形成。现存明代建筑的寺庙颇多,著名的有殊像寺大文殊殿、显通寺七处九会殿和广宗寺铜瓦殿等等。有明一代,佛教在中国的两大分支都在五台山得到了发展。这种发展在清代得到延续,使五台山再次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佛教圣地。  清代入关前的国号是满洲。在满、蒙、藏语中,满洲与文殊读音相同,都读作曼殊。满族由此对五台山文殊菩萨怀有特殊感情。他们在团结汉族的同时,十分注意用黄教团结蒙族和藏族。乾隆就说:“兴黄教即所以安蒙古。”这与明代诸帝的做法是一致的。康熙曾五次到五台,雍正一次,乾隆六次,每次朝台都捐献大量银钱物资。五台山黄教由此更为发达。雍正时,五台山黄庙达26所以上,分属两大系统:达赖喇嘛系统及章嘉呼图克图系统。  章嘉活佛为内蒙古及青海黄教最大转世活佛,在黄教中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及哲布尊丹巴。到清末,章嘉活佛共传六世。从二世起,一直奉朝命驻锡于五台山镇海寺,管辖五台山镇海寺等6寺及北京旃坛寺等处。由于章嘉活佛在五台山,传说达赖喇嘛也曾在五台山修行,因而五台对蒙、藏、满族具有更大吸引力。蒙古各王公贵族,每年轮流到五台山礼佛。普通蒙、藏人民到五台山还愿朝拜的,为数更多。《五台新志》载:“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络绎不绝,坛族云集。”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在中原最重要的基地。  这一时期的寺庙分布直接奠定了今天五台山的现状。我们现在看到的五台山与清代差别不大,民国年间稍有增建。据1956年调查,五台山有青庙99座,黄庙25座,寺庙分布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来源: 山西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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