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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汉传佛教教育的源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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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9-11-15 10:29:03   阅读次数:
  • 佛教是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约于公元前6至5世纪由尼泊尔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在以后广泛的传播中,因对教义和戒律不同的理解、认识,以及流传途径、地域及民族文化的差异,佛教陆续形成了不同的教派系统--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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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传佛教是公元前后由印度次大陆通过西域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主要为汉民族所信仰的佛教支系。据考证,汉传佛教约于公元7至8世纪间从我国中原地区和蜀地两路传入云南,主要分布在昆明、大理等地,为汉族及接受汉文化较早的一些少数民族所信仰。汉传佛教传入云南,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因素,至少,有相当的汉文化基础以及与中原地区有密切往来是不可忽略的两大因素。汉传佛教初传云南时,各少数民族信奉的是固有的原始宗教,汉传佛教要在云南传播和发展,必须与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进行融合与斗争,才能扎根发展,此外,云南封建统治阶级对佛教也需要有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那时候,洱海流域广为流传的“观音斗罗刹”的民间神话就是云南汉传佛教传入之初与原始宗教相争的一种反映,据说大理城东现在还有罗刹阁的遗迹。最初汉传佛教对南诏国没有太大影响,也未受到南诏统治阶级的重视,此后经过几代南诏王,直到劝丰佑时期,由于内部矛盾激化,宫廷内讧纷起,统治阶级才开始重视佛教、利用佛教,把它作为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而加以提倡。另外,到南诏劝丰佑时期,南诏国的经济文化也有了一定基础,为弘扬佛教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文化条件,于是,佛教便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公元8至9世纪,云南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已开始广建佛寺佛塔,汉传佛教迅速发展。其中大理三塔寺,昆明城南的东、西寺(常乐寺、慧光寺)都是全国著名的佛寺。这些享誉中外的佛寺佛塔,经考古工作者鉴定,确认是内地工匠设计建造,造型结构为典型的唐代砖塔,与西安小雁塔相仿,是中国浮屠的传统风格,即中国汉传佛教的寺塔。

    元初忽必烈灭大理国统一云南,设置行省,昆明开始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元世祖崇尚佛教,尊八思巴为国师,其徒分任各省的佛教总管。由于元朝皇帝及行省官员大力扶持佛教,出资修建寺院,佛教在云南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在元朝统治云南的120多年间,昆明城所建寺庙约30余所。元代大理地区的佛教也十分兴盛,此时,白族已普遍信仰佛教。值得一提的是,元初中原佛教禅宗传入云南,首先在滇池地区传播,然后流传滇西洱海一带,元代中后期,佛教禅宗传入滇南,修建众多寺庙,最著名的是建水指林寺,史称“建安首寺”。

    明朝政府对于佛教采取保护政策。镇守云南的沐氏,大兴土木,修葺寺院,“省城诸寺,每经重修”。明代云南佛教普遍流行,明洪武十五年(1382)开始设立僧官。府设僧纲司,有都纲1名,副都纲1名;州设僧正司,有僧正1名;县设僧会司,有僧会1 名。明万历《云南通志.寺观志》对云南各府僧纲司的设置情况进行了记载,由此可知明代寺观以大理地区为最多,滇池地区次之,这也表明了佛教的传播情况。明洪武十九年(1386),颁行圣旨,布告天下,“禁治诸色人等,不得轻慢佛教,骂詈僧侣,非礼搅扰,违者本处官司约束”。当时滇池地区已是“无山不有寺,无寺不有僧”,就是昆明东郊的彝族村庄也是大村有寺、小村有庙了。在洱海地区,佛教也处于极盛时期,此时的宾川鸡足山已发展成为以寂光寺为首的八大寺七十一庵的规模,并且八大寺中有一半以上得到了明皇室颁赐的佛经。由于有朝廷的支持,府、州、县官吏的护法,故明代云南佛教处于极盛阶段。

    清初,统治云南的几任总督、巡抚如范承勋、王继文等都大力资助修葺寺院,并撰文题词,提倡信仰佛教。清代中后期,因外部势力的破坏及佛教界自身的萎靡与混乱,汉传佛教处于急速衰颓状态。中华民国时期,由于战争和社会经济的贫困落后,汉传佛教仍然没有摆脱衰败命运。

    概括而言,中唐至宋元时期,汉传佛教在云南处于发展及鼎盛时期,明代处于极盛,清初也很兴盛。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经济萧条等原因,汉传佛教在云南渐趋衰落,大部分寺庙颓毁,僧尼零散流失,社会地位已远不如从前。尽管如此,汉传佛教仍在云南各地的汉、白等民族群众中流传,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废除了寺院土地所有制及各种封建特权,僧人成为纯宗教职业者和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据有关资料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云南全省有汉传佛教寺庙900余所,僧尼2000余人。1963年6月,云南省佛教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昆明召开,成立了全省佛教的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随后,部分地方性佛教组织也相继成立并开展工作,这个时期,汉传佛教的活动与发展是正常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文革”路线的影响,汉传佛教寺庙除昆明地区的几座外,其余受损严重,汉传佛教受到冲击和挫折。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重申并认真贯彻执行,冤假错案被平反,一些重点寺庙得到政府资助重建修复,被占房产陆续收回,各地佛教组织恢复活动,流散僧尼返回寺庙,正常宗教活动恢复。据有关部门统计,截止2009年底,全省共有汉传佛教信众173万人,有正式登记的场所共826处(其中寺院812处、固定活动处所14处),教职人员1515人。当今,在全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汉传佛教界积极努力跟上时代步伐,“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人间佛教”、“与时俱进”已成为佛教僧俗群众弘法利生的共识,佛教进入了新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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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佛学院大雄宝殿开光典礼

    云南汉传佛教教育

    谈到云南汉传佛教教育,就必然要谈到汉传佛教的寺院制度与学习制度、汉传佛教经典、佛教改良运动、云南佛学院。

    寺院制度与学习制度。汉传佛教在云南的流传,地域广泛,宗派支系繁杂,各宗派形成了一定的寺院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云南汉传佛教寺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十方选贤传法寺院”(又称“十方丛林”),另一类是“子孙传法寺院”(又称“子孙继承寺院”)。“十方丛林”寺院的僧职有方丈、都监、监院、维那、僧值。方丈(主持)一般由佛学知识渊博的老僧担任。都监的职责是辅助方丈,处理寺内重大事务。监院俗称“当家师”,执掌寺内行政事务。维那负责寺内大众的修持事宜,在法会上担任唱诵、宣读奏书、敲大罄及定板式等,并监督上殿、过堂、诵经、礼佛等各项仪规的执行。僧值即值日僧,又称纠察,负责查处僧侣遵守寺院规章的情况,对违规者进行及时纠正,严重的给予相应寺规惩罚,并在傍晚巡查寺内外各处。

    十方丛林一般是规模较大的禅宗寺院,有健全的寺院制度,如昆明的华亭寺、宾川鸡足山的祝圣寺等。这些寺院可以召集各地志愿出家为僧尼的人,举行授戒仪式,使之成为僧尼;也可为各处居家修行的人授居士戒,使他们成为佛门俗家弟子。

    子孙传法寺院相对规模较小,仅有当家师一名,主管全寺事务,其余为剃度僧人。这些寺院僧侣的剃度,需向十方丛林寺院请法受剃,接受法印。而当家师圆寂,则在本寺僧人中选择贤能者嗣法,十方丛林寺院无权干涉。在一些偏远的农村,有一些被称为子孙小庙的子孙传法寺院,有寺规而无僧职,不能传法,也无法系字辈,由师傅主事,师徒相依为命。师傅圆寂,一般在徒辈中按长幼次序承袭为师,也有的在同宗近支的僧侣中推选担任。

    无论是十方丛林还是子孙传法寺院,其学习方式基本上是师傅带徒弟。沙弥(徒弟)要向师傅学习唱诵、敲罄、定板式及上殿、过堂、诵经、礼佛、巡查等各项仪规,要学习《大般若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十诵律》、《瑜珈师地论》等各类经律论,要念早晚课,要遵行寺院各种规章制度,是一种传统的“师带徒”的学习方法。沙弥升为比丘,要进行授戒仪式,授戒须有“三师七证”。“三师”指说戒大和尚、羯摩阿阇黎、教授阿阇黎;“七证”是指证明授戒仪式有效的七个阿阇黎。三师为大和尚,是授戒仪式的主持者,为授戒者讲明授戒的意义及应遵守的规则。授戒后,沙弥升为比丘,发给一纸戒牒、一套僧衣、一只食钵,才正式成为佛门弟子,可以出外游方参学,进一步学习。

    目前,各地僧人日常念经礼佛仍然坚持汉传佛教流行的“五堂功课”、“两遍殿”定制。僧人们每天黎明前开始到大殿上早课,念诵《楞严经》、《大悲咒》、《心经》等等,约八点左右结束;下午黄昏后再次到大殿上晚课,念诵《阿弥陀经》、《蒙山施食仪》等。每逢双日,晚课加念《大忏悔文》、《三皈依》、《伽蓝赞》等经文。每月初一、十五为全堂佛的佛诞日,寺庙都有较长时间的仪式,加做功课,供大斋等。

    当代,云南汉传佛教的寺院制度及僧职较前略有变化,一般设当家、副当家和执事三职。当家也就是住持,主管寺院的总体事务,负责对执事工作的督促检查;副当家也称副寺,是僧众生活和寺院财产的管理者,负责管理寺属山地、房产和绿化寺院,对寺院文物古迹及佛经、供像、法器等进行保护。执事分别是维那、知客、僧值之称。维那负责大殿的佛事活动,安排普佛和放焰口等民间法事;知客负责接待外来宾客及挂单僧尼,核准僧尼请消假;僧值负责对各僧尼遵守戒律寺规的纠察和惩处。

    此外,云南各地的汉传佛教寺庙,都有各自的寺规制度,繁简不一,其内容不仅有教义教理和戒律规定,还包含了具有当代社会特点的僧尼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汉传佛教经典。云南汉传佛教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形成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经书典籍。其中不仅有密宗经典,而且有显宗经典;不仅有从内地请回云南的大藏经,还有本地刻本佛经、南诏大理时期的写本佛经,以及高僧大德的注释和著述等,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密宗经典。云南密宗典籍的最大一次发现,是1956年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大理市凤仪区北汤天村董氏宗祠发现的一批密宗经卷。这批经卷多为南诏大理国时期经卷,零篇残页很多,基本完整的有3000多卷,其中大部分是刻本佛经,也有写本佛经。

    密宗主要经典有:《护国司南抄》、《荐举七代先亡写疏》、《诸佛菩萨金刚启请》、《佛说灌顶药师经疏》、《海会八明王四种化现歌赞》、《通用启请仪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金顶大灌顶道场仪轨》、《秘密瑜伽经仪》、《密教经义》、《密教法施水陆道场》、《大灌顶仪》、《大黑天神仪轨》等数十种经卷。

    密宗典籍形态较为多样:既有密宗的经及仪轨类,也有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僧侣的各种注疏和撰述;既受中原汉传佛教密宗的影响,又受印度传入的密教阿吒力和西藏传入的藏传佛教密宗的影响,同时加入了大理地方的内容,成为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佛教典籍。

    显宗经典。密宗以外的其他汉传佛教宗派均称为显宗。显宗经典最著名和集大成者是大藏经,它是我国对汉译佛教经典以及高僧著作编撰集成的总称,也称“一切经”、“三藏经”。大藏经有经藏、律藏和论藏三部,有翻译时编制的目录,历代对此都有传抄和刊印。从南诏汉传佛教初传云南时的第一部佛经开始,随后宋、元、明、清及民国,各时期都有大藏经流入云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朝廷颁赐的,如:公元1310年和1316年,元朝廷两次颁三藏至昆,“传至鄯阐,分供筇竹、圆通、报恩三刹”;明洪武至万历年间,明朝廷数次赐各版大藏经予云南;清代亦如此。另外一部分为僧界或民间传入,如明代晚期云南姚安陶氏兄弟和高氏等赞助紫柏和尚刻印的《径山藏》(方册本),其中收入了多种云南僧人的著作;还有20世纪初日本僧人编撰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其中收录了云南僧人渎体、古庭等的著述。这些大藏经卷册繁多,现存于云南省图书馆及筇竹寺、华亭寺等寺院。

    除各种刻版的大藏经以外,云南汉传佛教还有大量的本地刻本佛经。现存较为著名的有:元代刻印最早的《大华严方广普贤灭罪称赞佛名宝忏》;明代云南单刻佛经如《慈悲道场忏法》、《大方便报恩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及《妙法莲花经》等;清代的《金刚汇解》、《千佛名经》、《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藏》等等,均具有云南边疆地区的特色。

    云南佛学院大雄宝殿

      佛教改良运动。辛亥革命之后,以太虚法师、圆瑛法师和欧阳渐居士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倡导了全国的佛教改革运动。他们提出“人间佛教”口号,组织新型佛教团体,举办佛学教育,出版佛教刊物,以使佛教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在这种形势下,云南佛教界人士也顺应时代发展,进行了佛教改良运动。

    传授佛学维护寺产。1912年,中国新型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民国初年,云南也成立了“云南佛教会”,成为“中华佛教总会”的一个支部,虚云法师任会长,地址设在昆明文昌宫,后迁到北门街的慧林庵。“云南佛教会”成立后,在昆明开办佛教讲习所,聘请省内外法师为僧众讲经说法,传授佛学知识;对招收来参加学习的小沙弥,不仅教授佛经教理教规,还为他们开设了小学课程。特别是在太虚法师兼任“云南佛教会”理事长期间,他着力进行佛教界整顿,传授佛学、维护寺产、振兴佛教,重视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佛教界的联系,对云南佛教改良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38年,太虚法师曾筹建“云南佛学院”,当时成立了董事会并被推选为院长,后因故未建成;他派人到芒市组织了“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开办了佛化小学,加强了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沟通联系;针对当时侵占佛教寺产的情况,他率佛教界人士向省政府主席龙云发出呼吁“依照法律、主持公理、严予制止”,得到龙云的支持,对寺产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讲经弘教刻经著说。随着全省各地佛教组织的成立,讲经说法、刻经著说的法师居士逐渐增多。虚云法师、戒尘法师、洱源诗僧彗明、会泽居士陈维庚等人,在云南各地寺院、佛教会、居士林甚至居士家中集会讲经,说法弘教,涉及《般若心经》、《楞严经》、《妙法莲花经》、《弥陀经》等等。各地进行佛学研究、弘扬佛教文化一时蔚然成风,一些学识渊博、信仰虔诚、具有佛学造诣的居士学者也撰写了佛教方面的著作,比如居士陈荣昌的《佛学面面观》,陈古逸的《佛法为人生之归宿》;会泽陈维庚的《法相因果观》、《金刚经讲演录》;石屏袁嘉谷的《滇南释教论》等等。有的法师信徒还捐资翻刻佛经,结缘施送,以扬佛法。如莲洲法师刻印《西方公据》,元江孙乐重印《古庭语录》,昆明陈荣昌翻刻《龙舒净土文安士全书》等。

    佛学院。中国的佛教教育最早形成于20世纪初,自近代高僧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杨仁山居士创办支那内学院始,在中国内地兴起了“庙产办学”的风气,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大创举,打破了传统的经院式或“师带徒”的教育方式,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化教育模式,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社会进步意义,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我们现今佛教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全国逐步恢复了中国佛学院等40多所初、中、高级佛学院,担负起了培养佛教僧才的任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云南佛学院正式开办。

    云南佛学院。1993年,经国家宗教局批准,云南省开办“云南上座部佛学院”;1997年,国家宗教局同意将“云南上座部佛学院”更名为“云南佛学院”(分设藏传、上座部分院)。2004年12月,云南佛学院本院招收了第一批学僧。该院现设有安宁本院、西双版纳南传佛教分院、迪庆藏传佛教分院、大理宾川鸡足山尼众部。云南佛学院办学宗旨是:培养爱国爱教、遵纪守法、信仰纯正、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高佛学知识及一定现代文化知识的佛教僧才。

    云南佛学院已毕业25个班,培养学生783人,其中,本院3个班150人,版纳分院18个班553人,迪庆分院2个班55人,尼众部2个班25人。现有在校生9个班265人,其中,本院3 个班90人(南传、藏传、汉传佛教各一个班,人数分别为40人、20人、30人),版纳分院3 个班110人(两个傣汉双语中专班、一个初中班),迪庆分院3 个班65人(一年级中专班30人、二年级中专班30人、活佛班5人)。佛学院已选派30名留学僧赴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学习。目前,本院设在安宁市温泉镇,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有教职工45人,其中专职教师18人,兼职教师6人,行政管理人员4人,临时聘用工勤人员17人。学院领导班子现由一正三副组成,院长由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居士兼任。学院课程设置有:宗教政策及法律法规、历史、语文、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佛学基础知识、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百法明门论、金刚经、俱舍论、佛教哲学、藏语文(正字法、文法、因势论、辞藻学、正论、修辞学、书法)、南传戒律、巴利文等40多门课程。学僧毕业后,有的到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学习深造,有的到江西佛学院、广东佛学院、上海佛学院继续学习,有的回到寺庙担任教职人员。

    云南佛教教育在近2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了办学经验,为佛教界培养了优秀人才,已在全省各地寺庙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云南佛教界要进一步明确佛教教育的培养方向、培养目标,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模式,以社会新观念和时代新理念来管理和发展佛教教育,必能使云南佛教教育迈上一个新台阶,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更快地适应新时代新世纪社会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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