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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环保] 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2)——星云大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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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9-10-23 10:24:48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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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2)——星云大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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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文同段中,佛陀还殷殷垂示「兰若比丘」应──  若诸居士至,应为说甚深法,应示正道邪道,应说知见,若诸居士去者善,若不去,少多与食,应作是言,我唯有是食。(《大正藏》第二十三册,第四二○页上)
      在人间社会,无法离群索居,因此一切的修持都应以「人」为本,要重视别人的存在,重视别人的需要,重视别人的苦乐,重视别人的安危。太虚大师曾说:「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人道圆满,佛道庶几也能够成就了。佛陀制定这条戒律的精神,即我一贯所主张的:「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佛陀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说法在人间,入灭也在人间,可说是「人间比丘」的典范。他不辞辛苦,直至八十高龄仍在恒河两岸行化不辍,临入灭时,还担心众生将来无所依怙。念及「人」是有情众生,他告诉阿难:在他荼毘之後,应当──
      收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道化……。  (《佛光藏?阿含藏?长阿含经一》第一三○页)。  实际上,大圣佛陀并不需要别人礼拜供养,但人间的众生需要藉此来启发善念,净化心灵,从而希圣希贤,慕灭向道。
      透过礼拜佛塔,与佛陀的法身接触,得以将思慕之情昇华到精神层面,进而忆念佛德,行於日常。是以,舍利塔原本由在家居士建造、护持,後来出家僧众也从善如流,纷纷在寺内起塔供养,一时之间成为风气。再加上此时的印度,佛陀的传记及本生谭也透过诗歌文学的传颂而大为盛行,六度四摄、自利利他的思想於焉滋长,深植人心,为佛陀时代「人间佛教」的再现埋下伏笔。
      尤其佛灭之後,部派兴起,各自建构繁复的理论,久而久之,遂与佛陀的人间本怀渐行渐远,崇尚实践的大乘佛教乃应运而兴,龙树、提婆等「人间比丘」相继挺身而出,他们本着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悲心,不仅着书立说,从理论上破除异论,显扬佛陀的人间正法,更躬身力行,利生不辍。像龙树因当时「南天竺王甚邪见,承事外道,毁谤正法」,故设法「赤旛在王前行,经历七年」,终於引起国王的注意而藉机度化,最後「王乃稽首伏其法化,殿上有万婆罗门,皆弃束发,受成就戒」(《龙树菩萨传》,《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一八六页上——中);提婆则追随老师龙树的脚步,为度化国王而「应募为其将,荷戟前驱」,因军纪严明,获得国王的器重,之後由上而下度化国人也就不难了,据史传记载,三个月之内竟有百余万人皈信佛教,但他也因此遭到邪道弟子的嫉恨而引来杀机。当他遇害的时候,为恐门下复仇而告诉杀手:「吾有三衣鉢釪,在吾坐处,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慎勿下,就平道!」临终之际,还谆谆教诲号哭的弟子们:「言诸法之实,谁冤?谁酷?谁割?谁截?诸法之实,实无受者,亦无害者。谁亲?谁怨?谁贼?谁害?汝为痴毒所欺,妄生着见而大号咷,种不善业。彼人所害,害诸业报,非害我也。汝等思之………。」(《提婆菩萨传》,《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一八七页上——一八八页上)慈心感人,於此可见他是一位有修有证的「人间比丘」!  西元五世纪以降,以那烂陀寺为首的僧院以高等学府的姿态出现,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记载的那烂陀寺:  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曲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习。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十人。唯戒贤法师一切穷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寺内讲座日百余所,学徒修习无弃寸阴,德众所居,自然严肃,建立已来七百余载,未有一人犯讥过者。(《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二三七页中——下)
      义净晚玄奘约四十年後西行取经,从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亦可想见那烂陀寺当年的盛况:
      那烂陀寺人众殷繁,僧徒数出三千,造次难为详集。寺有八院,房有三百,但可随时当处自为礼诵。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导师,每至晡西,巡行礼赞,净人童子持杂香花,引前而去,院院悉过,殿殿皆礼,每礼拜时,高声赞叹,三颂五颂,响皆遍彻,迄乎日暮,方始言周。(《大正藏》第五十四册,第二二七页上——中)
      每日举行寺讲百场,万人聚集研习经论,通解者达千余人之多;而光是每天的礼诵,便有数千人行动,仪式之进行,热闹中不失庄严,活泼中不失威仪。凡此显见佛法与文教结合无间,僧众与信众水乳交融,遥想当年的那烂陀寺没有现代进步的交通及种种设施,却能够将人间道场的活力发挥到极致,实非易事,也难怪培养出来的僧人个个都是解行并重的「人间比丘」,而非仅滞於学解之徒了!
      遗憾的是,自玄奘大师返国、戒贤论师圆寂之後,乏人传承,导致後期的大乘佛教走入经院的胡同。佛教一旦缺乏了人间的实践,既如同截断源头的江河,丧失了向前迈进的动能;又好比斩除根部的草木,禁不起风吹雨打的冲击。再加上溶入印度教色彩的金刚乘佛教兴起之後,天乘思想浓厚,繁华缛丽的祝祷仪式固然也能启发道念,但一味借助他力来求得自己的幸福,反而忘失了自己身而为人的力量。最後佛教终究敌不过回教的入侵,在印度的国土中逐渐消失。
      幸而早在西元前三世纪顷阿育王在位时,曾大量派遣僧尼、使节到海外弘传佛法,建寺度众,佛教的慧命乃得以在其他国家地区延续下来。尤其在汉地,不但保存了最多的佛教典籍,而且至今仍是人间佛教最活跃的地区,之所以如此,「人间比丘」辈出,承先启後,且代有阐发,是其主要的原因。
      根据正史记载,佛教是在东汉末年时传入中土,自此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结束是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但说也奇怪,这五百年间却是佛教发展最快的关键时期,究其原因,不外是因为佛教能在此一开始传来中土之际,就能融入当地的传统,所以很快便被人们所接受。
      最明显的例子如寺院的建筑在一开始的时候,便承袭传统宫廷、官署、民宅的形式,将佛教的主体建筑设在中轴线上,且檐瓦翻飞,院落分明,後来历经不同朝代,虽在格局上稍有变更,但总体而言,仍维持着中国传统样式,予人熟悉亲切而庄严古雅的美感。有人曾说,相较於其他宗教,这就是佛教得以在中土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想来也有几分道理。
      在弘法的方式上,由於佛教在中土弘传的初期,南方盛行清谈,当地的僧人为弘传佛法,遂迎其所好,创立「法社」,与之对话,因此吸收了不少名流士子作为佛法的後盾;至於高僧大德如在高邑立寺授徒的竺法雅、於中山开座讲法的康法朗等,常以老庄思想来解释佛理,形成所谓的「格义佛教」,虽然後人非其「迂而乖本」(僧叡〈毘摩罗诘提经义疏序〉,《大正藏》第五十五册,第五十九页),难达佛法真髓,但毕竟不失为引导时人进入佛法堂奥的门槛。而北人则崇尚神异方术及建塔造寺,当地僧侣也从其所好,成立「义邑」,率领在家邑子学佛薰修,同时以种种方便摄受帝王同来护持,尤其在沙门统昙曜建议下所设立的僧只户、佛图户,不但解决了北魏的社会问题,繁荣了当时的民间经济,而且扩大了民众的信仰层面。「法社」和「义邑」,类似现在的「布教所」,可以看成是迷你型的「都市寺院」。试想若非这些担任先锋的「人间比丘」深入城镇乡邑,融入百姓的生活,佛法在中土生根可能都很困难,遑论开展了。  唐宋以降,为适应一般民众的需要,寺院的讲经说法除了正式的大座开示之外,更发展出俗讲、变文、变相等,是为戏曲、小说之滥觞,不但对於佛法的大众化、普及化、艺文化助益甚多,而且使得寺院成为当地文教活动的中心,对於佛教地位之提昇、社会人心之净化也有很大的贡献。凡此也应归功於「人间比丘」所作的种种努力。  至於一些栖止岩穴的「兰若比丘」,他们以其严净的修持行无言之教化,在重禅轻讲的北朝,很能符合朝野的需要,甚至由於「兰若比丘」性喜禅寂,林谷是托,是以北魏孝文帝、北齐文宣帝等帝王分别为佛陀禅师在嵩山建造少林寺,为僧稠禅师在龙山建造云门寺,诸如此类的「山林寺院」在当时也发挥了不小的度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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